韦辛夷　1956年生于山东济南。擅长中国人物画，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，1992年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刘国辉教授工作室，为首届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成员。现为济南市文联副主席，系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，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副院长，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，被列入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库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　　曾两次获国家专业美展铜质奖，一次部级二等奖，七次省级专业一等奖。1998年获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“国画家奖”，1999年被中国文联评为全国百名杰出画家。曾多次出访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俄罗斯、韩国、埃及、越南等国家进行艺术考察交流活动。出版美术专著《占有空间·韦辛夷水墨人物画创作心迹》、《当代中国画精品集·韦辛夷》、《金手指美术自学丛书·写意人物》、《写意古装人物·仕女篇》、《写意古装人物·钟馗篇》、《中国画名家丛书人物名家·韦辛夷》、《名家·韦辛夷画高士》。出版文集《提篮小卖集》等。

　　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韦辛夷不仅是著名的人物画家，更是一位美术工作的组织者和推动者，同时他对美术理论、美术现象有着独到的见解，他的《山东美术缺什么》一文在业界引起关注和反响。2013年，齐鲁网记者相约韦辛夷先生，就更多读者关心的话题作了专访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：近年来媒体对您的访谈很多，读者随着对您艺术成就和观点的了解，也希望了解您的成长经历，今天可否谈谈这个话题。

　　韦辛夷（以下简称韦）：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父亲在部队做政治工作。他非常爱读书，喜欢写毛笔字，我现在还留着老人大量的墨迹，他虽然不是书法家，但今天看来写得颇有意味。可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吧，我从小喜欢写写画画。小学的时候就画过幻灯片，甚至自己动手用手电筒和牙膏盒做过“幻灯机”，让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。

　　记：少年时期埋下的艺术梦的种子，是您走上美术道路的动力？

　　韦：应该是。追溯起来，绘画兴趣的种子发芽在中学时代，当时正值文革，学制是五年制，没有初中高中之分，也不考大学，上完学就直接上山下乡。当时学校有大批判专栏和黑板报，由我和另一个同学负责，他写美术字，我画画，美术之梦是这个时候产生的。当时立志这辈子就是画画了。那时几乎利用一切时间画画，只要是课间休息就画速写，也没有速写本，就在台历纸背面的空白处画。我画了一麻袋速写，可惜都都丢失了。

　　1974年，我下乡了。因为会画画，我接到了公社一个重要任务——“画村史”。下乡两年，农活干了不到半年，其余时间都是在画村史，一个村一个村地画，每到一个村，先组织贫下中农控诉地主、富农的罪恶，由一位本地中学的老师写成脚本，我和另一名知青画出来。画完后在当村的场院里挂上铁丝，开始展览，画的都是有名有姓的真事儿，那时叫“阶级教育”。

　　在此期间省里搞了一个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美术作品展览，我的一幅速写入选，这些事增强了我的成就感，从那时到今天，美术梦从没动摇过。

　　记：之后的部队生活经历对您实现美术之梦有什么帮助？

　　韦：多种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，我在部队待了10年。参军后驻地在怀柔八道河，属长城以北，戴卷毛皮帽，穿翻毛大头鞋。当时带了两本书去，一本是《形式逻辑》，一本是《语法修辞》，这两本书可以说成了打开了我思维的钥匙。再一个就是速写本不离手，白天在岗楼里画树画街画行人，晚上站岗我卷个纸笔偷偷放在兜里，长城以北的冬天冷啊，在岗楼玻璃窗上哈气，用纸笔画，画白天记下的训练的样子，画完了擦掉再哈气再画，别人觉得站岗很漫长，我觉得过得很快，说起来我不是个好兵。部队有句话叫做“当官不当副班长，站岗不站二班岗”，二班岗分正二班和负二班，正二班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，负二班是早上四点到五点，站这两个岗得少睡两个小时，但我却抢着站这两个时间的岗，不是我思想觉悟高，是因为我发现可以用这个时间看书画画。晚上熄了灯是必须睡觉的，想看书怎么办呢？我发现熄灯后走廊里有灯光，寝室门的玻璃是报纸糊着的，我向班长要求睡到靠门近的位置，然后在糊玻璃的报纸上挖了一个手指盖那么大的洞，熄灯后可以在我头部的位置有个巴掌大的光斑，我就用这个光来看书。古人有“凿壁偷光”一说，我这个算是“抠纸偷光”吧。

　　后来有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上级下了通知，要各团推荐一名美术人才参加军里的美术培训班，我很荣幸地被推荐上了，至今我很感谢推荐我的团宣传股的干事，记得他姓刘。我从山沟去了军部所在地承德。到了军里，先参加美术培训，因为成绩好，留在军里，成了一名电影队放映员。那时全身都是劲儿，一个人干六七项工作，画幻灯、放电影、播广播、放录像、搞宣传、管仓库等等，也不觉得累。过春节军机关开游园联欢会，从组织节目到制作各种游戏道具、奖品、小玩具我一个人就全完成了，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，结果到军里第一年我就荣立了三等功。

　　我当时的绘画目标就是30岁上要有作品在国家级的专业刊物上发表，经过选择认为画连环画最适合我，所以就画了大量的连环画。1982年我的第一套连环画刊登在了《连环画报》上，后来又画了几套连环画一一刊出，还有一套水粉画题材的做了封底，自己很得意了一阵子。同时也有版画、幻灯等作品参加全军美展等大型展览，这更使我有了自信心。

　　记：部队转业之后走上了专业创作的路子？

　　韦：其实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职业画家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个“业余”画家，因为我的第一工作指向应该是美术工作的组织者和辅导者，这就决定了我的第一工作应该是协会工作和社会工作，自己的创作是排在第二位的。1986年我转业来到济南市文联，负责美协工作，在吴泽浩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下，渐渐熟悉、喜爱上这项工作。1988年我报考了山东艺术学院的文干班，开始主攻中国画。1991年我的作品《鸿蒙初辟》参加了全国“七一”美展并获奖，当时浙江美院刘国辉先生看了这个作品评价很高。1992年浙江美院高研班招生，刘老师专门给我写了封信推荐我参加，这个高研班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个中国画人物画创作的高研班，12名同学，现在都是各地的中坚。

　　记：您在浙江美院毕业的几幅作品，给大家留有很深的印象。

　　韦：我们这个班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时候引起很大轰动，二十年过来了，至今余波涟漪。在办高研班之初，刘国辉老师开宗明义，明确提出反对“四小”提倡“四大”：反对小趣味、小题材、小幅面、小丑人；提倡大审美、大题材、大幅面、大人物。这使我们在入班之初就明确了创作方向，于是大家卯足了劲儿，在刘国辉先生耳提面命下，一个比一个地创作了一批大画，短短一年时间，大家的创作欲望像火山一样爆发了。我的三幅创作，是三个大的题材：一个工业题材，一个古代战争题材，一个宗教题材。这三幅创作倾注了当时所有心血，刘老师看后也说，辛夷要经历这样三次大跨度的心智重负，调集学养和能力，就绝非易事。

　　记：回到单位后，您的创作一直不断，从《广陵散》、《怀沙》等到《袁隆平》，以及最近省重大历史题材《闯关东》等，在繁忙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中，您如何处理工作、社会活动和创作的关系？

　　韦：这些年一路走来，不过就是“喜欢”两个字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。在文联和美协工作，就一定要处理好“三个轮子”的关系，这“三个轮子”，一个是协会工作，一个是社会工作，一个是自身专业。三个方面缺一不可。协会工作是当行，社会工作是服务，自身业务是本色。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，缺一不可，最终都要落实在“出作品、出人才”上，几十年过来，这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。当年是老先生推荐我们，现在我们应该发现新人，这是责任。至于画画嘛，全靠“挤”时间去画，多年来练就了一个本事，就是能快速入静，合理搭配时间，积少成多，集腋成裘，回过头去看，尚慰余心。

　　记：前些时间您一篇《山东美术缺什么》引起广泛关注，可否再简要阐述一下您的观点？

　　韦：曾经读到一本书，叫做《山东人还缺什么》，作者的结论是：山东人什么都不缺，正因为是这样，才是最大的缺。山东美术界并没有超出山东人的范畴，我认同书中的观点，也认为山东人所具有的美德山东美术界都有，山东美术界的缺失，也恰恰映射出山东人的弱点。“长子心态”或者“‘圣婴’情结”，是山东人最主要的一个文化情结，“一山一水一圣人”或者“一山两水三圣人”，都在我们山东。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，成了这方水土最值得炫耀的谈资，也在深层次里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具体到绘画上，就是注重“功夫”，讲究难度，不屑于以巧取胜或标新立异，尊崇正统的绘画理念和按部就班的绘画技巧，忽略观念思辨和思想性，只关心“怎么画”的问题，不关心“画什么”。结果是作品画出来很好看，技巧性强，可就是缺乏艺术的深度，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思想性。结果作品不偏不倚了，也就不痛不痒了，四平八稳了，也就波澜不惊了，这应该让我们警醒———优越是优越感的墓志铭，创新才是创新者的通行证。

　　其实我一直说绘画技法是小基本功，最重要的是注重“五大基本功”的锤炼：文学素养、艺术感悟力、人生阅历、年龄阶段、身体状况。这五个方面往往被从艺之人忽略，其实这五个方面才是在艺术上以求一逞的肯綮所在。

　　记：您能扼要地用一句话概括您的艺术主张吗？

　　韦：呵呵，打个禅语吧——磨砖作镜，积雪为粮。